配音藝術是一門語言藝術。配音演員是用聲音語言去塑造原片中的人物形象，使之成為說中國話的外國人。要完成這種語言藝術的再創作，最重要就是：動人物之情，傳人物之神，最后達到還人物之魂的目的。

配音演員雖然只是在錄音間里面對屏幕、話筒進行藝術創作，但也需要全身心地投人原片的規定情境中去，生活在劇中人物之間，想其所想，做其所做，在原片提供的廣闊時空中翱翔。這就更需要調動自己的心理情感因素，激起強烈的情感欲望和真實的情感滲透，發揮語言功力去進行藝術創作。

感情是語言的靈魂，語言是感情的載體。生活中的任何人說話的語氣、語調都不是固定的，隨時隨地都在變化，決定其變化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人物的語言動作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語言總是受著一定的思想感情支配的，而思想感情又是靠一定的語氣、語調表達出來的。“言為心聲”、“有感而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人的情感的產生是由于外界的某種刺激引起的強烈心理反應，各種情感的出現，是人的意志和行動的結果，是在執行和完成某種行動、意志、任務的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它們互相依存，互相制約，是一個有機的內心活動的整體。不同的任務產生一系列不同的行動，不同的行動激發出一系列不同的感情。因此，作為表達思想、行動、感情的重要手段—語言，才會產生高低抑揚、上下升降、平折曲直等等的語氣、語調的變化，語言就會出現豐富的感情色彩。無目的無根據憑空造出來的變化，就會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牢洞虛假，華而不實，這種語言是沒有生命力的—說話沒有根。

影視作品和生活中的人一樣，有身份、年齡、職業、經歷、性格等不同，配音演員必須深人為之配音的“這一個”人物的內心世界中去，用語言去傳這一個人物之神。反復琢磨這個人物想什么？做什么？說什么？特別要研究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說？這就是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感情色彩。同一動作，不同人物有不同做法，同一句話，不同人有不同說法，若不仔細研究，就會千人一腔，配音也只起到旁白解說的作用，談不上語言性格化，更談不上傳人物之神了。常言說：“語無情，不動心，語無形，不見人。”就是這個道理。

用心去體驗，用話去體現，這是配音藝術的重要創作方法。配音之前，必須作充分的準備工作，觀看原片、反復琢磨，絕不能隨手拈來，開口就配，對上口型就完事。演員是用心去工作的，是用形象思維的。我認為對劇本的譯本，對原片的人物作簡單的理性分析，了解故事情節和人物的來龍去脈，把握劇本的體裁感、時代感、地域感之外；主要是反復觀看原片，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進去，就像自己生活在原片規定情境之中，深人到角色的心靈流域；感受——體驗——再感受——再體驗，牢牢把握人物的思想線、行動線、感情線，邊看，邊想，邊練，不斷培養角色的自我感覺，萌發人物的內心激情，用自己的語言去體現，還人物之魂。

要把自己的感情化為角色的感情，必須把自己放在角色的位置上，生活在角色的情境之中，照劇中人物的行動方式去行動，這種創造性的行動，就能在自己身上激發起與角色相類似的情感，在這個具有魔力般的創作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創作的新鮮感，否則，到實錄時，一切迸發出來的感情火花，全都熄滅了。因為，演員事先已知道劇情的發展，人物的命運，并且反復揣摩，切忌越磨越刻板，越練越呆滯，越說越干澀，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全丟光了。如果因此又只是著急地想趕快找回那種情感，而忘記了人物的行動任務，產生煩躁情緒，那會離人物十萬八千里了。因此，當你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中，找到了準確、細致的語言色彩時，進人實錄，就要煽起感情的火種，讓它在心靈中燃燒起來，什么事都像剛看到、剛想到一樣，使自己情感不斷向角色升華，用自己有血有肉的語言去表達角色的心靈之火。我在為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中大島茂配音時，其中有兩場感情色彩很濃的重頭戲，就是25集的《天鵝哀鳴》和29集的《生命之光》。當我和飾演大島茂的演員宇津井健先生在北京會面時，他對我說：“早在日本就聽說你的配音很成功，今天我聽到了，果然情真意切，名不虛傳。”我們交流心得時，對大島茂這個人物的理解是一致的，扮演者與配音者的心是相通的，情感是交融的。大島茂這兩段戲，既有對女兒的親情，又有對病人的同情，更有對學生的冀望之情，貫串著一條濃烈的感情線。既有對女兒的病沒能力治好的自責，又有對女兒與疾病頑強斗爭精神的稱贊，更有對新同學的期待與鼓勵、寄予的厚望，貫串著一條強烈的行動線。兩條線有機地揉合在一起，用情真意切的語言和聲音，必要的氣息處理等來表達心聲，向女兒傾吐衷腸，向學生表達熱望。

我是一名舞臺生涯數十載，而譯制配音只十來年的話劇演員，因為自己熱愛語言藝術，這種事業心與責任感，策勵我不斷去探索、追求。我愿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觀眾在屏幕上欣賞到更多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說中國話的人物形象和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