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上任第一天起，他和主流媒體之間的言語紛爭就沒有停歇過，他公然宣稱記者是“地球上最不誠實的人”，指責“如《紐約時報》、CNN、CBS、NBC這種制造假新聞的媒體是美國人民的公敵”。誠如特朗普自己所說，他“正在和美國媒體展開一場持續性戰爭”。

那么美國媒體是如何應戰的？主流媒體如何持續報道特朗普“通俄門”事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客座教授Bill Berkeley繼2017年3月17日“特朗普時代下的美國媒體”演講后，時隔六個多月，再次來到武漢大學就以上問題分享他對“特朗普時代下的美國媒體”的進一步研究。Bill Berkeley先生自1999年以來一直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客座教授教授國際新聞。曾以富布萊特學者身份在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做客座教授。今年11月開始，他將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富布萊特學者。在加入新聞教育之前，他曾是《紐約時報》的社論記者和調查記者，曾為《大西洋周刊》做過駐非記者和中東駐外記者。已出版三本著作，包括關于非洲戰爭和種族滅絕的《The Graves Are Not Yet Full》。

媒體的挑戰和春天

謊言貫穿了特朗普的任期。《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核查員羅列了特朗普上任6個月以來的800處錯誤或誤導性言論，《紐約時報》的事實核查員羅列了政府部門在醫療制度方面多處錯誤或誤導性言論。除了煽動反移民潮、反穆斯林和種族歧視情緒，特朗普在推特上將記錄他謊言的主流媒體稱為“騙子”，以偏激的言論和毫無根據的攻擊破壞新聞業的基礎，混淆謊言和事實。美國媒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特朗普時代，對真相的探索就像一個戰場，記者在這個戰場之上，何時可以把一個謊言稱為‘謊言’？如何將事實和謊言區分開來？

從另一面來看，當“真相”再次變得稀缺，其價值即會再次凸顯。Bill相信，正如歷史上記者愛德華·默羅（Edward r. Murrow）在冷戰期間揭露麥卡錫掀起“紅色恐怖”的事實，現在主流媒體也在拆穿特朗普的謊言，“這是我們的默羅時刻（It is our Murrow Moment）”。

主流媒體持續調查“通俄門”

自大選結束后，美國媒體對俄羅斯介入競選的懷疑就沒有停止過。情報局甚至極為自信地宣稱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介入操縱美國大選，干預情報機構、國會和媒體。疑慮源于特朗普及其團隊無休止的謊言：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弗林此前否認與俄羅斯有聯系，卻被查出與俄羅斯外交大使謝爾蓋·斯基利亞克秘密通話，并因此事件在任職三周后被解雇。Bill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特朗普解雇弗林是為了隱藏什么？如果他的團隊是清白的，為什么回避公開調查？如果弗林和俄羅斯大使的通話是正當外交，他為什么要對此說謊？作為一個億萬富翁，特朗普為什么不公開其納稅申報單？

美國人堅信國家的民主制度是不可侵犯的。“水門事件”表明新聞業在發布國家安全機密方面有一定權力。在特朗普與俄外交部長、俄駐美大使會面之時，卻沒有一家美國媒體被允許進入，媒體報道僅能依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Toss）的新聞二次報道，對新聞圖文中特朗普言行的動機一無所知。《華盛頓郵報》記者Anne Applebaum這樣解讀這則新聞：特朗普和俄羅斯的合作源于雙方的共同的虛偽和貪婪，“特朗普解雇聯邦調查局局長，使他從電視屏幕上消失；俄羅斯警察將抗議者關起來，使他們消失在公眾的視線里”，二者沒有本質區別。

2016年8月，《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的競選經理保羅·馬那福特秘密收取了普金支持的烏克蘭領導人幾百萬美元現金，隨后，保羅·馬那福特被解雇，似乎金錢交易是特朗普“通俄門”的主導。媒體曝光在特朗普競選期間，其子小特朗普與俄羅斯官員秘密往來，在郵件通信中，當被告知俄羅斯正為特朗普尋求高水平協助時，小特朗普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度——“I love it”。當紐約時報就“郵件門”事件采訪小特朗普時，他試圖為自己的意圖辯解。謊言被拆穿后，小特朗普堅持聲稱會面的清白。報道稱特朗普參與起草了這次誤導性發言。目前，媒體懷疑俄羅斯對特朗普的協助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提供經濟援助。俄羅斯為特朗普的房地產和卡西諾生意提供資金，幫助其洗錢，使他得以免于破產并建立自己的商業帝國。二是利用社交媒體為特朗普贏得選票。特朗普團隊提供網絡數據，以便俄羅斯介入干涉美國大選。

盡管領導調查特朗普通俄事件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卡米被特朗普解雇，有關“通俄門”的調查仍然在繼續。司法部現已指獨立檢察官羅伯特調查特朗普兒子郵件“通俄門”事件。同時Bill認為，特朗普的總統地位暫時不會動搖，盡管有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職的先例，美國歷史上卻未出現過任期內被彈劾的總統，但他對特朗普的連任表示并不樂觀。

最后Bill表達了對主流媒體未來的期望，預計這是調查記者最好的時代，“沒有一個總統比特朗普更加妖魔化媒體，不過也沒有一個總統比特朗普更能提升媒體記者的地位。許許多多的美國人信任我們。”

Bill的演講引發了現場對美國媒體的進一步思考，聽眾踴躍發問，主要圍繞著特朗普團隊、美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關系、美國媒體的事實核查機制以及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舉措（如促成TPP）的深層原因。談到社交媒體上的“后真相時代”這一問題時，Bill認為對社交媒體言論的檢查正是特朗普所追尋的，也是美國媒體正面對的一個潛在威脅。那么美國的社交媒體已經進入后真相時代了嗎？“我們仍不知道答案。”Bill說。 

Bill 教授于今年10月獲批美國富布萊特項目資助來我校講學，除了參加二次珞珈新聞與傳播論壇秋季學術報告會以外，還將在我院進行為期六周共十二次的教學活動，參與《現代媒體前沿》、《中西新聞比較》、《跨文化傳播》等碩士、博士、留學生的課堂授課，期間還將參加第九屆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